(网经社讯)导读：今年夏天，一场源自内部的劳资风暴却将小红书这家估值数千亿的互联网独角兽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继前员工陈浩公开维权并实名举报后，又一名前员工姜东公开发声。

小红书涉及近60名员工集体维权，其中约20人深陷诉讼、和解欺诈与高额赔偿禁言条款的泥潭，另外约40人则经历着相似的命运——在期权即将进入行权的关键节点，被公司以各种理由踢出大门。（详见#网经社 专题：https://www.100ec.cn/zt/xhs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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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乐

审稿｜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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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距期权归属剩8天被解除合同

7月27日，继前员工陈浩公开维权并实名举报后，小红书又一名前员工姜东站了出来。自称原小红书媒体智能团队负责人的姜东公开了自身与小红书的期权争议全过程。

姜东于2018年9月加入小红书，担任首席技术专家。他声称入职时被承诺授予80万股境外公司期权，2020年初又获追加6万股，总计持有86万股期权。按当时估值，这笔期权价值不菲。

根据姜东的说法，2020年8月25日，公司在距其入职满两年、首批50% 期权归属仅差8天时，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

接近小红书的人士则提供了不同说法，称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姜东首批期权的实际归属日为2020年10月31日，与其离职日相差约两个月。

随后，姜东就劳动合同和期权纠纷提起了劳动仲裁及诉讼。其劳动纠纷历经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四个程序，法院均认定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期权纠纷的一审、二审，法院也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诉讼中，小红书法务团队的策略，与陈浩案如出一辙，核心是进行“主体切割”：

首先是否认关联：主张境内运营主体“书行科技”与境外期权主体“Xingin”不存在控股关联，拒绝追加境外主体为被告。

其次是否认文件：不承认由创始人毛文超、瞿芳共同签署的6万股追加期权授予文件的法律效力。

最后是否认邮件：针对通过官方企业邮箱发出的入职Offer，以“无法核查当年HR信息”为由，否定其证明力。

最终，法院依据双方签署的期权协议条款，以及劳动合同已被认定为合法解除的生效判决，驳回了姜东的全部诉求。这表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当劳动合同被合法解除时，依附于劳动关系的未归属期权也随之失效。

尽管输掉了官司，姜东选择公开发声，其核心诉求从“要钱”转向了“要一个说法”。他在公开信中提出的四点质询，直指小红书治理的模糊地带：

境内外主体关系：境内“书行科技”与境外期权发放主体“Xingin”究竟有无控股关联？

创始人签字效力：两位创始人共同签字的6万股期权文件，其承诺效力到底算不算数？

裁员时机标准：为何多起员工都在期权归属前被解除合同，这是否是公司的惯常操作？

官方邮箱公信力：如果官方企业邮箱的Offer都可被质疑，那公司上市过程中发布的信息，市场该信几分？

这四点质询中，最后一点尤为有力。他将一个具体的劳资纠纷，上升到了公司整体诚信与治理水平的层面。

二、近60人集体维权

这场风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名叫陈浩的前小红书员工。

2022年，陈浩入职小红书境内运营主体薯一薯二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担任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薪酬总包约150万至160万元，其中境外期权占了约三分之一。按照公司制度，员工入职满两年即可分批行权50%期权。

2023年12月，距离首批期权成熟仅剩5个月，业绩完成率达120%的陈浩却被公司以“不胜任工作”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离职证明上标注着“汰换”字样。公司最初提出11万余元的“N+1”补偿方案，刻意回避了价值近200万元的境外期权损失。

陈浩拒绝接受，开启了长达两年的司法维权之路，历经劳动仲裁、三次庭审及多轮调解。法庭上，小红书法务团队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抗辩策略：辩称期权由境外主体“Xingi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授予，与境内公司“无投资、无控制关联”，主张期权纠纷应赴香港仲裁。这套策略的本质，是利用VIE架构境内外主体在法律形式上的割裂，切割权责、规避期权兑付。

然而，广州两级法院并未采纳这一抗辩。2026年初，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明确认定小红书单方解约行为违法，判令企业赔付陈浩合计85万元，其中违法解除赔偿金及服务奖金19.06万元，境外期权损失66.15万元。

这一判决的意义远超85万元本身——它成为国内首个穿透VIE架构、认定境外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标杆司法判例。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上戳穿了VIE架构下“境内公司发放境外期权”的模糊面纱，认定即便期权由境外主体授予，只要与境内劳动关系的存续紧密关联，就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自从2025年4月陈浩公开与小红书的诉讼之后，陆续有将近60名员工联系他打听进展。这些员工中，约20人陷在诉讼、和解欺诈、高额赔偿禁言条款限制当中，另外约40人的经历与陈浩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期权快进入行权的关键点，被公司以各种理由踢出公司。

陈浩向港交所、香港证监会提交的举报材料中，完整附上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判决书、期权诉讼卷宗、离职证明及数十名受害员工的佐证资料。他在举报中直指小红书存在“近50名员工反映临期权行权被单方辞退”的群体性用工问题。

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合规举报直指上市核心问题，小红书方面也开始采取行动。据传，公司正私下联系部分前员工，试图通过补发期权、签署和解条款等方式，在IPO前集中清理历史遗留的劳资纠纷。

然而，这种“和解”背后的条款设计引发了更大争议。据维权员工反映，和解协议中往往附带高额赔偿禁言条款——员工接受赔偿的同时，必须承诺对相关争议保持沉默。这种“花钱买沉默”的做法，在互联网行业的劳资纠纷中并非罕见，但在此次小红书事件中却显得尤为刺眼。

陈浩对此态度鲜明——明确回绝了公司通过前HRBP发起的线下会面邀请，坚持所有诉求仅在公开渠道传递。他表示，双方相关劳动诉讼已经全部走完司法流程，此刻他不再寻求额外经济补偿，核心诉求是希望小红书正视内部长期存在的用工乱象，停止打压排挤员工。

三、诉讼抗辩与IPO披露的矛盾

这场维权风暴最核心、也最具杀伤力的法律问题，直指小红书在VIE架构信息披露上的前后矛盾。

VIE架构是多数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标准安排。由于境外上市主体通常不直接持有境内业务实体股权，企业需要通过一系列协议安排实现对境内实体的控制。港股上市的底层逻辑，就是向监管、投资者证明境内外主体一体化、统一管控、财务合并。

然而，在与陈浩的劳动诉讼中，小红书方面采取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表述——当庭书面抗辩境内用工主体与境外期权授予的离岸公司“不存在控制、关联关系” ，主张期权纠纷需远赴香港仲裁。庭审中，小红书书面否认境内营运主体与境外选择权平台之间存在控制关联。

同一套VIE架构，在法庭上被用来切割责任、规避赔偿，在IPO招股书中却必须用来证明一体化管控、财务合并。两套截然相反的表述，构成了严重的信息披露矛盾。

这一矛盾，也成为陈浩向港交所、香港证监会递交实名举报材料的核心论据。他直指小红书在VIE架构信息披露、期权行权前集中裁员、平台治理等方面存在合规风险。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曦表示，该纠纷根源在于VIE架构被异化为“收益端合并、责任端切割”的套利工具——在上市申报中强调控制，在劳动争议中主张独立，以此规避劳动法对期权激励的规制。期权协议由境外主体签署、劳动关系却在境内，导致员工维权成本极高；裁员程序需要优先效率、规避期权加速归属义务。深层根源是VIE架构下创始人控制权与员工权益的结构性冲突，以及管理层将合规整改视为"成本项"而非"估值支撑项"的短视结果。

四、上市对赌倒计时？

要理解小红书为何甘愿冒着巨大的合规风险也要省下这笔期权赔付，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关键背景——上市对赌协议。

据多家财经媒体报道，小红书实控人与投资方签有对赌协议：若2026年12月31日前未能完成上市，创始人需要以9%利息溢价个人回购投资方全部股份，潜在赔付规模高达数百亿元。正是在这一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小红书管理层选择了一条看似“省钱”、实则埋下巨大隐患的道路——在期权行权前批量清退员工，利用VIE架构切割权责以规避期权兑付。

然而，这种短视的“精打细算”，最终演变成了冲击数百亿美元上市估值的系统性危机。原本只是为省下百万元期权赔付的决策，如今却可能拖累整个上市进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小红书在对外扩张上毫不手软——2026年5月拿下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版权投入达十亿元级别。一面是数十亿的版权投入，一面却是对老员工数百万期权赔付的长期死磕。这种巨大的反差，折射出某些互联网企业在资本扩张与员工权益之间的严重失衡。

这一年来，小红书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内部因劳资纠纷、管理问题引发信任危机，外部则面临监管重罚与用户对平台生态的广泛质疑。这些风波涵盖了内部治理（期权纠纷、VIE矛盾）、平台生态（虚假内容、水军、擦边）、监管合规（约谈处罚）三大维度，暴露出小红书在快速扩张与合规治理之间的多重矛盾。

小红书事件给整个互联网行业敲响了警钟：员工的期权不是企业的施舍，而是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法院的穿透式审判已经表明，无论企业搭建多么复杂的VIE架构，都无法改变期权作为劳动报酬的本质属性。那些试图利用制度漏洞规避责任的短视行为，终将在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视下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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